第(2/3)页 “谈不上暴利？”毕文谦看着黎华认真的模样，忍不住笑出了声，“黎华，你果然当不好资本家。你啊，太有良心了！” 黎华不明白：“什么意思？” “在不知道进价的情况下，你凭什么把人家的利润率估算成10%的？如果换成我，我起码也得算成100%的利润估计一下。” “100%！”黎华又瞪大了眼睛。 “你不妨想想，为什么张世德来的时候，我在提出企业分级制度的想法时，会建议规定，对于想要创办私企的人，那些自称是个体经营户的经营所得的，必须缴纳4倍于注册资本的申报税。”毕文谦很淡定地点点头，“虽然100%的估计也不见得靠谱，但你那10%的估计，也真的是太过于良心了！黎华，你是从小在至少不贫困的环境下长大的，你对这件事情的第一看法，代表着大多数城市人口的想法。换句话说，你和亲身经历这些事情的人，比如夏林她们，你们都陷入了思维的盲区。对发生在眼皮子底下的暴利，熟视无睹。” “文谦，你到底想要说的问题，是什么？”黎华反而更不明白了，“我们总不可能因此就把人家个体户的这些出路给取缔了吧？你不可能是这种眼界。” “是啊，我不是说了吗？见微知著。一个个体户找到了一个暴利的营生，于是就把人家一对一地取缔了，这种后知后觉加小家子气的政府，怎么做得了大事儿？”毕文谦呵呵地笑了一会儿，才换成了严肃的表情，“但是，我们必须弄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会成为暴利？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视而不见？这，才是你，作为一个政策研究室的人，应该思考的方向。” 黎华又一次拔开了钢笔帽，虚心请教道：“文谦，你说吧！” “黎华，京城大多数人意识不到卖瓜子儿的老阿姨的暴利，如果把他们看成是两个经济体或者说国家，他们之间的经济交流也是贸易的模式，毫无疑问，这种暴利，是一种隐蔽而惊心的掠夺。一个个体户的老阿姨的暴利，在整个京城市民的体量面前，不过沧海一粟，自然无关痛痒，但全国雨后春笋的个体户的总体，相对于整个中国的经济，却不能轻率地一句无关痛痒了事了。而如果把华约国家看成是京城市民，把欧美国家看成是个体户，那么，这就简直是一场常人看不见的屠杀了。” “好吧，直接这么说，肯定显得危言耸听。我讲具体一些——其实，这个问题，体现了在当前的科技水平局限下，以苏联为首的摸索的现有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一个致命的缺陷。这个缺陷，因为冷战导致的两个阵营之间的直接经济贸易规模局限在一个比较低而原始的规模，一直算不上问题，但我说过，我们中国，是有成为两个阵营的经济贸易主要中转站的时代需求的，重返关贸总协定，是既定的战略。而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制度性的缺陷，也不通过其他行政手段规避，就贸然进去，那我们整个国家，很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 “好啦，黎华，缓缓气儿，别太过担心，我是说得很严重，事实上问题也的确有那么严重，但我们不是已经发现问题了吗？你先慢慢听我说，来喝点儿水。”观察着黎华的脸色，毕文谦又从口袋里摸出另一个扁扁的铁皮壳酒瓶，起身递在黎华手里，“以前我就说过，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建立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因为无论是苏联的体系还是美国的体系，都存在很大的缺陷。然而，苏联和美国还在最顶层眼对眼，我们不能过早自己把旗帜竖起来。所以，国内自身的建设我们可以无视他们，但在实际的对外贸易中，我们必须捏着鼻子，顺着人家的经理理论体系为框架进行操作。” “所以，问题就来了——我们新中国是一个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在和同为社·会主义体制的华约国家贸易时，问题倒不大；可在和资·本主义体制国家贸易时，他们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却是对于而今的社·会主义体制国家的一个巨大的贸易陷阱。” “先回到我刚才提到的电影院的例子。普通的京城市民，和卖瓜子的个体户究竟有什么不同？如果从比较低的层次去看待，我们可以说，这是体制有问题，是计·划经济的错。因为市场明明体现了卖瓜子的利润可以高到暴利的程度，但习惯了计·划经济的市民们，默认了瓜子的规定价格，默认了瓜子的流通销售途径，对于市场的改变，反应过于僵化，所以被人家个体户钻了空子。所以，个体户的暴利，是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的直观表现。” 毕文谦毫不掩饰地流露着嘲讽。 “可如果把层次提高一些，能够看到的东西，就完全不同了。” “毫无疑问，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个体户，他们都是生长生活在新中国的，这没有区别。什么是生长？在医院里出生，在学校里上学。什么是生活？日常的吃穿用度，非日常的各种开销。这些，有的，是国家提供给人民的福利，有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产出的产品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卖到消费者手里。再说一次，这对于体制内的普通市民和体制外的个体户来说，没有区别。然而，他们之间发生的买卖瓜子的贸易关系，这件事情，是在体制之外的。这就意味着，作为个体户的那个老阿姨，一方面，从小到大，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免费的福利，享受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低价产品，一方面通过体制之外的贸易方式，从体制内部的群体身上赚取高额的利润。” 第(2/3)页